李贤身为内阁首辅,负有天下之望,有些事情,确实也不会轻易的做出决定。如果在邮传信息和治吏上果然有进步,而都察院的巡按和锦衣卫的廉政监察果真能杜绝原本的贪污模式,那么,不妨试一试提高商税。
至于地税,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当然,张佳木所说的地赋改革,倒是可以一试。
比如西北到陕北一带,大约有一百多个州府,上缴的粮食有限的很,不敢说年年有灾,十年倒有八年要报灾异。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罢。
以当时全国统计一千多万顷土地的规模,再加上一年超过三千万石的粮食收入,提出这个地赋全免的计划,虽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实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赋税的,数字多的时候,一年收入加起来不过四千万石左右,免除的地赋却在五六百万石,有时候是四分之一,有时竟接近三分之一。
这种免税,其实原因很多。
灾荒减赋和免赋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赋税收不上来,干脆借着免赋一风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别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带了。
那里士绅力量大,地方官根本没有办法和本地士绅对抗,一个大士绅一年该上缴六百石的赋税,但他抗着不缴,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员也拿这个士绅没有办法。
拖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笔烂账,根本不要指望能收起来。
士绅如此,苏州和松江地方民风不大朴实,事实上,也是明初时朱元璋恼怒苏州人帮着张士诚对抗他,所以把苏州等地的赋税定的极高,百年之下,想叫苏州人完粮纳税,也是有那么点不近人情。
这些都是没必要的行政程序,明朝的所谓减赋,大抵就是如此。
既然收不上,但也不敢下调。因为劣绅刁民确实很叫人头疼,高赋税就交八成,地方官很怀疑把赋税下调之后,仍然收不齐。
这样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当然没有人敢这么做。
年年在账簿上玩这些花样,以张佳木现在的控制力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
西北和陕北免赋,再迁走一些无水地区的居民,可望最大程度改善当地民生,最少,就算是小冰河时期也不会有大规模的灾害和流民为祸了。
东南一带,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征收田赋,完粮实收,而征收的额度也是从实际出发,不再玩账簿上的那些花样了。
改制之后,年赋税仍在三千万石以上,不会对帝国的运行有任何的影响,相反,就算有影响也是良性的,不足为惧。
这原本是极好的方案,但李贤还不敢答应下来。
此时他看向张佳木,语气诚恳的道:“我知道太保是唯恐时间不够,只愿做的再快些儿。但,我要直说了,现在开放海禁还勉强可行,但最少要一两年功夫才能收功。再下来才谈得上整理摊派和商税,再下来再谈免赋和调控各地田税的事。这样一步步的来,没有十年时间,很难看到成效。”
“十年?”张佳木摇头笑道:“十年对一个政府来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我要做的可不是眼前这一点事。”
以他的打算,从水利到农田,再到育种,交通、教育、行政、司法,确实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十年时间只用来做这么几件事,确实是太慢太慢了。
人的一生有限,况且现在的医疗条件也很难说人的生命能受到实切的保障,所以,还是只争朝夕的好些。
见张佳木急切,李贤却只是摇头。
他是政府中的首脑人物,自然知道这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有多么僵化。要不是张佳木巧妙的手段来引导,现在做的这几件事会引发多大的风波,谁能知道?
就算如此,以李贤的信息情报来源也是知道,关于漕运和吏治的事,已经在江南士绅中引起不小的反弹。
特别是漕运改海运一事,不少士绅和读书人都担心会破坏海禁,而海禁和沿海治安有关,更和沿海居民出海有关。
在当时来说,因为永乐下西洋对民力的滥用,官绅和读书人都对出海一事持有反感,对那些出海不归的人更认为是背弃祖宗,死不足惜。
在福建和广州沿海经验有出海遇到海难的,景泰年间,广州海滩上冲上来三十余人,全部是海难的幸存者,也是迁居南洋的一批福建农民。
福建近海多山,土地也谈不上肥沃,所以百姓多以出海求活,遇到海难原本是死中逃生的幸事,但很不幸,他们被广州的地方官员抓到,然后以私自出海的罪名,全部被下令处斩了。
指望这样的官员赞同开放海禁,这原本就是一件极难极难的事。需要是以实例说明,开放海禁没有安全问题,不扰民,不损耗民力,而且不对中国的人口有太大的影响。同时,还要与国有利,也要与官和有实力的民有利。
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看似一个简单的政策,但这个政策已经在这么庞大的国家执行了这么多年,要改变它,需要顾及的绝不止是公文上的考量,而是实际的执行与安抚,折冲与平衡。
李贤对这些自然是考虑的极多,所以,他有顾忌。
而且,这个顾忌还不便说出口来,哪怕就是这时对着张佳木,也并不方便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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