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了,福建和浙江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变,这引发了巨大的震动,首先感触到的就是南直隶。
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说,就足够引起众人的关注了,山东、浙江和福建等地的知县,每年能够拿到手的俸禄,平均下来是一千五百两银子,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朝廷管辖的知县,每年的俸禄也就是一百两银子左右,还要算上所有的收入,当然了,贪腐的银子是不能够算的,可诸多的读书人为官,首先想到的还是做事情,并非是贪腐,拿着朝廷给的那点可怜的俸禄,官吏要是不贪腐了,就真的有些活不下去了。
浙江和福建的新政正在大规模的推行,两地还算是平静的,但在南直隶等地方,却引发了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就连苏天成都没有想到。
很多激烈的争论开始出现了,特别是在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的南京,很多的读书人开始激烈的辩论,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的人认为这样的官府才是真正能够做事情的官府,反对的人主要源于对士绅富户的限制,以及新政的不少举措,违背了儒家思想。
这种表面上的争论,其实体现出来了官吏内心的想法。
苏天成的有一番话,在南京城内早就传开了,苏天成这番话的大意就是一个人生下来,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也不管你的身份如何的尊贵,很多的东西都是要自己去争取的,世上的好处不能够让你一个人占尽了,又想着过上奢华的生活,又想着不做出来贡献,还想着不受任何的约束,那世上岂不是乱套了,任何的事情发展,都必须有着自身的规律,活着世上就要遵守规矩,就要自我约束,特别是各级的官吏,掌握权力的同时,就要想到为老百姓做事情,为朝廷效力,若是时时刻刻都想着自身的利益,那还是不要做官的好。
苏天成的这番话,几乎得到了一边倒的支持,有趣的是,在南京的东林书院,对于这番话是顶礼膜拜的,认为这是至理名言。
新政开始促使了南直隶官吏的分裂,这种分裂是体现在内心的,有很多的官吏是赞同苏天成的这番做法的,从内心里面倾向于这样的。
从南直隶到浙江和福建,道路没有封锁,苏天成表现出来了大度,根本就没有做出来任何的限制,反而是朱由菘和秦三德等人,在大军驻扎在徽州府等地之后,开始封锁官道了,不准两边的百姓往来,不过这难不住诸多的读书人个商贾,他们想方设法的到浙江去,感受新政带来的变化,更多的人到山东去,体会山东的繁华,体会那里的老百姓富足的生活。
有一件事情,苏天成还是做出了限制,那就是人口迁徙的问题,山东的人口基本上饱和了,不能够进入更多的人了,如今有不少的农户,开始朝着浙江和福建迁徙,故土难离,要知道老百姓做出来这样的选择,是有些无奈的,刚开始苏天成没有过分的限制,但后来也开始考虑限制了,毕竟他的目标是整个的大明王朝,若是人口都朝着某几个地方倾斜了,将来统一了中原之后,岂不是要再次进行人口迁移了。
朱审烜、杨嗣昌、范景文以及徐尔一等人,完全赞同苏天成的决定,他们认为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不能够无限制的蔓延下去,否则今后的事情,还是要他们来操心的。
南直隶出现的这些变化,朱由菘和秦三德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军队的事宜,左良玉被秘密的处决了,但二十万大军的总兵大人,还是左良玉,只不过副总兵、副将、参将等全部都调整了,包括部分的游击将军和守备都军官,也进行了调整,二十万大军还处于磨合期,他们需要关心大军的磨合事宜,其他的根本顾不上。
等到他们明白这里面的影响的时候,早就没有机会扭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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