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对这样的情况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这样做很明显使得士林对雒阳政权的向心力更加强大，而忧的则是雒阳政权如今却依旧用的是刘家的名义。
不过郭嘉和张辽很快就帮着曹操解决了这个问题。
郭嘉提出了封锁一切有关刘协的消息,天子刘协的任何，命令均出不了皇宫大门，所有的政令全部出自曹操之手。同时再将政令的抬头模糊化，签名和印章也均是“曹操”这两个独立的大字，既不涉及官衔，也不加上爵位。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断地强化曹操的官场和民间的影响力，从而将汉室的影响力削减到最低，已达到最终让大家忽略甚至忘记汉室的目的。这一条计策曹操欣然采纳，虽然他此时还没有取而代之的明确表示，却不代表曹操愿意让别人对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指手画脚。郭嘉的计谋正好让曹操可以实现自己独掌大权的目的。
张辽也不含糊，前世那么多阴谋诡计的记录，使得张辽对于这种事情也算得上是游刃有余。张辽提出首先在崇文馆修纂古籍的文人中展开有关学术上的争论，张辽甩出了几个后世常见的学术观点，用这些来吸引那些真正的文人的心思，让他们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然后张辽便建议郭嘉的部下尽量再民间散布刘姓皇室统治时期与曹操统治时期百姓生活的差异，这等于是从最底层掀起了反对刘姓皇室的暗潮。同时，张辽还让人在军中暗中散播两汉时期汉军截然不同的表现，在将士们的心中为曹操代汉埋下伏笔。再让糜家、甄家这样的大商家予以配合，他们遍布天下的商铺不但是打探情报的好地方，同样也是散播消息的好渠道，糜竺如今是铁杆的曹系，甄家也是曹操的姻亲，在这件事情上自然也是不遗余力。
最要命的还是张辽的最后一条建议，借助谶纬学说。
在汉代，谶纬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学说，自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提出儒家“天人感应学说”后，谶纬学便借助着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演化出来的“五德终始说”，配合着“天人感应学说”，成为了谶纬学的依据。因为谶纬学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故而在统治者的默许甚至是暗中助长下流行一时，被统治阶层称为“内学”，尊为秘经。
虽然在张辽的眼中，这种学说不过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体，在体系中又包含了一部分有些用处的天文、历法、地理等知识以及一部分古代历史传说，可是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万金油式的东西。也就是说，一条谶纬之语甚至可以拥有很多种解释。这也是统治者看重的理由，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随意的选择其中他们所认为正确的解释来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依据。
王莽、光武帝刘秀都是利用图谶称帝，王莽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刘秀则利用《赤伏符》即位。更在即位之后，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使之合法化。并使之成为当时用人施政、做出重大决策的主要依据。这样一来便让天下文人为了利禄，都兼习谶纬，称“七经纬”，为“内学”，而原来的经书反称为“外学”，谶纬的地位实际上凌驾在经书之上。汉章帝又召集博士和儒生于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把谶纬和今文经学糅合在一起，使经学进一步谶纬化。甚至在最后，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要想谶纬看齐。最终导致了儒家不足道家补充的现状，客观上为玄学的兴盛打下了基础。终汉朝四百年起始，谶纬学基本上是紧紧追随，每每总能在关键时刻看到它的身影。远了不说，近期的就有许攸等人借助谶纬学与冀州刺史王芬密谋刺杀汉灵帝，还有袁术以谶语“代汉者，当涂高也！”为依据，自称天子。
张辽是不喜欢谶纬学的，但这并不表示他会排斥谶纬学说。这其中毕竟也有很多不错的知识，一味的反对不但会使如今的主流文人对张辽产生反感，也同样会使一部分人不分好坏的将谶纬学的所有知识全部排斥。而且在谶纬学大行其道的时代，逆潮流而行绝对不是张辽的性格，堵不如疏才是张辽行事的原则。
同时，张辽也不介意在谶纬学说依旧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时候借助它为曹操造势。其中最关键的依然还是袁术曾经利用过的“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语。
对于这条谶语的解释，从汉末到三国，无数的人给出了无数的答案，但惟有历史上的蜀汉名士谯周的解释最为附和张辽的用意。可是此时曹操尚未进爵到魏公，张辽还需要暗中纵容董昭等人。
虽然暂时还无法利用谯周的谶语解释，可是利用谶语打击刘汉皇室也是一样的。后世流传的《推背图》以及所谓的姜太公预言都可以利用，从中截取那些断言汉室只有四百年天命的言辞，然后在利用现成的渠道散播。以谶纬学在汉代的地位，这可是在那些文人的心目中切断了对刘姓皇室的最后一丝希望。
对于郭嘉、张辽这两位心腹的计谋，曹操也是给予了默许纵容的态度。在他的心中，那个他曾希望为之奋斗的大汉王朝已经在他得到王允死因的那一刻便轰然倒塌了。只不过出于世代汉臣的心理，曹操始终没有让代汉的念头占据上风，纵使暗探再如何权势滔天，曹操依旧还将自己当做一个汉臣。可是这却不会让曹操阻止部下们为他的造势，他自己即便不会代汉，他的儿子曹操却没有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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