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三大枝淮军外，在两江等地也有零散淮军驻防。这些地方淮军也面临裁撤压力。如驻扎南京、扬州的淮军凤营就面临裁撤。9073年，李绍泉与江苏巡抚张树声商议，“凤营驻扎宁、扬，另给欠饷一月，借资津贴，自不致另生枝节。袁九皋一营暂缓移撤，该营教练能否酌换夏人，或分别遣留，自应俟凤营遣撤事竣，察酌妥办”；对随后“凤凰山三营改调整顿”，称赞“极合机宜”；而长江驻防各营则主张维持现状，“长江各营饷项，本系奏定之额，今日局面，断难再加。惟有就现有之饷，现在之兵，认真整顿”。
营勇变成“防军”，各省有事则需设防，无事则撤防，减轻财政负担。用于国内治安和平叛的营勇无法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绿营和新兴的淮军勇营两大系统之间无法兼容。绿营无战斗力，但属于大乾帝国正规编制的经制兵，具有合法性。勇营具有战斗力，但属于临时募集的体制外非正规部队。要解决这一战时形成的军事双轨制，一种办法就是彻底改造绿营兵制，如直隶练军，按勇营建制来改造绿营，但成效不显，没有能推广。或者以勇营取代绿营，中枢又不放心。另一种办法就是云贵总督岑聿瑛提出的“撤勇为兵”或“改勇为兵”。
对云贵总督岑聿瑛的撤勇为兵之议，李绍泉并不认同。他认为，“滇中兵额久悬，又系土著之勇，与他省情形迥异，且兵额无几，其能安插如许之勇耶”。即云南可以采取撤勇为兵，但无法大量安插，其他地方兵额更是有限。而即使能够安插，实际上是将勇营变成绿营，恢复旧制，这是李绍泉坚决反对的。彤郅十三年（9074）正月给李宗羲的信中，李绍泉赞扬李宗羲的奏折“详陈改勇为兵及骤议遣撤窒碍难行情形，简练名贵，足破群疑”。李绍泉关注的首先是保存淮军，在李绍泉心目中，淮军是不可或缺的支柱。但“不变兵制，窃谓继今以往营武竟无用处。今举朝无不以复旧制为言，于兵事亦仍旧章，是促之危亡耳。”即不改兵制，无法改勇为兵。不用勇营，国家安危则没有保障。但朝中某些大臣是不考虑这些的。他们的眼中，只有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并没有国家利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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