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时代的水匪的作战模式和后世著名的“索马里海盗”如出一辙，林逸青禁不住叹了口气。
这水匪和海盗之间的关系，他已经全明白了。
文明与野蛮是人类历史不停运转的两个车轮。文明推动着历史前进，野蛮也同样记录着历史的轨迹。海盗，不仅仅只是欧洲航海历史上独有的奇幻故事，中土海盗也曾在历史上活跃一时。随着人类地理大发现，海洋交通贸易活动频繁。中土所秉承的传统海洋观念严重缺失了海防意识，各种海洋政策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前进步伐，即便因海洋贸易兴盛导致海盗活跃，中土历代的朝廷也未能有效地打击。而福建地理环境得天独厚，拥有中土最曲折绵延的海岸线，且东临台湾海峡，是东南亚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这给海盗活动得以长期发展提供了条件。近代中土东南沿海对外贸易逐渐繁荣，福建沿海海盗活动与大烟走私等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对近代禁烟战争、福建周边海上贸易都具有一定影响。
从梥朝开始，中土东南沿海地区社会工商业繁荣，泉州、漳州、潮州成为东南沿海贸易枢纽。因民间自由贸易与官方统管贸易的政策之间矛盾不断激化，闽、粤海商武装了贸易船，以抵抗朝廷的管制。另一方面，官府横征暴敛等因素致使东南沿海的贫民经常发生“生存危机”，被迫走上“无本生意”的海盗之路。南梥初年“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过，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舡、市舶司上贡宝货，所得动以巨万计……掳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乱，从之者众，遂浸成大患……”而滨海地区的大批人众却为海盗接济、销赃和交易，倚靠海盗的抢劫以为生，视海盗为“衣食父母”，所以海盗活动也是一种“掠食”性质的行动。《梥会要辑要》记载：“广州及泉、福州，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
到了眀朝，东南亚圈内贸易更加频繁。但眀朝廷却是在重农抑商的思想下，施行了众所周知的“海禁”。如此一来，眀朝经济政策与实际对外贸易经济需求出现严重的矛盾。作为东南经济贸易广泛的受益者——沿海贫民就以强硬武力的方式抵抗朝廷。福建一带的东南沿海就此出现了从事走私和其他非法海上活动的“经济海盗”。 “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福建边海贫民以海为生，禁海绝其生路，故越禁越乱。”，“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乾朝以后，中土与西洋等各国的贸易活动兴盛超越历朝历代。乾朝政府于佳庆二十一年规定外国商船只准在广东贸易，不准驰往他省。其他各省海盗为了牟取暴利，参与了大烟走私活动，将货物贩运到海上与洋商人交易。甚至与洋商人结盟合作，在东南福建洋面形成供销体系完整的走私贸易团伙，愈演愈烈。乾朝政府对福建海盗采取了剿灭和招安并用的政策。佳庆年间，乾朝政府花了大量的兵力剿灭了猖獗一时以福建泉州籍海盗蔡牵为首的海盗团伙。而小海盗帮派常常却是领到乾朝政府的遣散费后不久又重出江湖。最后乾朝政府无力应付更多的海盗，以至于寻求英国、葡萄牙海军的帮助。佳庆十四年达成了大乾朝廷请英国海军舰队护航，请葡萄牙海军舰队巡逻东南洋面的的协议。
禁烟战争前夕，乾朝政府为了鼓励民间海上势力抗英，给东南沿海的海盗颁发了许可证，又分发给枪炮弹药等充分的武器装备。孰不知，这竟然是一把双刃剑。此举直接提升了东南沿海的海盗的武装战斗力，以致日后乾朝政府需要花更大的精力剿灭海盗，却是乾朝政府顾及不到的祸害。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的广东和福建的沿岸实际上是海盗党徒们的管制之下，过往的商船和渔船都向他们交纳经常的黑费。
海盗问题一直困扰着大乾朝廷，直到近世，全部蒸汽化的大乾海军出现之后，海盗的蔓延之势才得到了真正有效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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