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旭元年丁雨生出任福州船政大臣，提议派遣铁甲舰远巡外洋宣慰侨胞，保护侨胞，“中土洋面延袤最宽，目前大小铁甲船极少须十号，将来自能创造极少须三十号，方敷防守海口以及游历五大洲保护中土人。”第一次到南洋巡历的中土海军军舰是福建船政局造船厂的自造军舰，于第二年底到达新加坡，激起侨民社会的热烈反应。光旭二年以来，乾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处引起侨胞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
大乾朝廷第一次认真从事对侨胞的外交保护始于对古巴、秘鲁中土民工事件的交涉。古巴、秘鲁侨胞不断禀告乾国政府，陈述受虐惨状。光绪元年，乾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出陈兰彬、容宏等人往古巴、秘鲁调查中土民工受虐情事，搜集各种证词、禀诉，再与秘鲁、西班牙政府交涉。在选派交涉代表人选的问题上，李绍泉上奏“丁雨生……熟悉洋务，操纵悉合机宜”且“素为洋人敬服”，极力推荐丁雨生为换约代表。丁雨生于光旭元年七月初七与秘鲁政府代表爱勒莫尔进行交涉，丁雨生照会秘鲁政府，“妥将以前苛待中土民工弊端，尽行革除，遵照专条及和约办理。严令将中土民工身家资产，皆得保护，以昭信守。”秘鲁复照说：“查中土民人在于本国佣工者，本国志在实力保护，不容稍受委曲情事……以期为中土民工尽除一切弊端，使其皆得安居。”其后，乾国政府与古巴签订了《古巴中土民工条款》，与秘鲁政府签订《乾国秘鲁国会议专条》，《乾国秘鲁国通商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都有专门保护中土民工的条款，此后古巴、秘鲁的侨胞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处理古巴事件的过程中，丁雨生对海外侨民的艰苦处境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上奏“闽、粤两省人多地少，所有无业穷民年来秘鲁、古巴、小吕宋等处贩卖出洋为之佣工，每年何止数万人。惟洋人视侨胞如犬马，一入牢笼永沦苦海。大约百人出洋，在途受饥寒委屈而死者约十分之二，到地后被其凌虐摧残而死者又约十分之五，更有受虐不堪相率群投海中，又有自卧车路甘被火轮碾毙；即生者亦复去家数万里，杳无音信，父母妻子只能于梦寐见之。言者伤心，闻者下泪”，对流寓海外的侨工、侨商，他关注的情怀跃然纸上，与之相适应的是他积极采取对策，一方面严厉打击拐骗活动，建议乾国政府禁止外人在沿海各地设招工局（俗名“猪仔馆”），要求地方督抚同官绅按照条约，妥拟杜弊章程，严禁诱骗中土民工出国。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土地和人口矛盾日益尖锐，中土人向海外移民已形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已出洋之华民，只能采取措施，予以保护。鉴于海外中土工人虽倍受压迫，却投诉无门的状况，丁雨生提出了在通商口岸设立“新闻纸馆”，“外出商人出面，而密派妥员总司其事，……中土人民而被外国人欺凌者，皆可写入新闻纸，布告各国，咸使闻知，使归曲于彼。”动员社会舆论，披露侨胞疾苦。
丁雨生的护侨思想可以说是海外侨胞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反映，就是从这时起，侨胞社会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以及向祖国请求保护的呼声，渐渐引起了乾国政府朝野内外有识之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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